至此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40周年之際,向來自全國各地原一師一團四連的全體老首長、兵團戰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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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憶篇

懷念四連時代
秦子敬

  69年的春天哥哥和姐姐與全國各地知青一同進了兵團,姐姐在二團八連當班長,哥哥在二團機運連當司機。1971年秋天我初中畢業后,兵團火熱的生活給我帶來了激大的刺激,那時我向父親提出也想進兵團當戰士,可父親卻不同意,讓我繼續讀高中,說我歲數太小。后來我問哥哥,兵團戰士有沒有15歲的,他說確實有,上海兵、浙江兵,最小的就有14-15歲的。這個信息對我太誘惑了。我每天都追著父親要進兵團。無耐,父親還是去一師師部找了原副師長楊樹生(地方干部)商量我進兵團的事,還行,1972年8月12日一師師部一張介紹信送到了我家中,那是一張到一團司令部報到的介紹信,當時我激動的睡不著覺。幾天后,哥哥開汽車將我送到了一團團部,很快團部就在這張介紹信上簽字到四連報到,當天下午我就來到了四連。
  到四連后,哥哥認識一位叫大爐條的事務長,很快我就知道他叫顧長春,顧長春很熱心,將我帶到了連部,當時我見到了張樹紅和王鎮,他們非常熱心的接待了我,很快王鎮叫來了孫副連長,哥哥介紹了我家和我的情況,張樹紅對著我哥哥說:你兄弟兩差距很大,你那么高,弟弟那么矮,工作很苦,他肯定吃不消。大爐條熱情很高,沒關系,先想辦法安排些輕活,讓大家都關照一下。事后,連里將我安排在了武裝班,我認識的第一任班長是王建設,副班長是厲紹禮。就這樣,我走向了社會。開始了我人生第一站四連兵團生活。
  在武裝班記憶最深的是磚窯那段經歷,每天往磚窯里背土坯,有個老師傅是個河北人,他會燒青磚,是我們的老專家了,磚燒好后,還要挑水上到磚窯頂部將水澆灌在磚窯里,非常累,副班長厲紹禮帶領我們全班燒磚,對我非常照顧,別人背20塊,他只讓我背12塊。晚上燒磚時沒有吃的,大家總是餓肚子,副班長厲紹禮就交給我一個任務,連里菜窖里有土豆,每天晚上去菜窖里拿土豆埋在磚窯頂部一會兒就熟了。還行,每天晚上有烤熟的土豆吃,解決了不少問題。
  1973年期間,我參加四連由一師師部組織的烏蘭布和引水灌溉總渠大會戰,也就是二海子填海修渠的工程,四連去了很多戰士,那次參加大會戰,條件非常艱苦,記的住在十二連一個很大的房間里,地下鋪著麥草,我們的被子就鋪在麥草上。大約2個多月的時間,這項讓黃河水直接穿過海子,減少鹽堿化的工程,為后來烏蘭布和沙區防止耕地鹽堿化,確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
  記憶中,在二海子工程時一件事很有趣的事,干活中間休息的時侯,十幾位戰士到土坡后面小便,迎面開來一輛推土機,戰友們一邊小便一邊對著推土機開完笑,當推土機開到我們身邊時,突然停了下來,一位女推土機手鉆出了駕駛室站在了鏈軌車鏈子上,一雙白手套叉著腰,對著我們大喊,干嗎?干嗎?臭不要臉(天津兵)!!!這時人們才反映過來,那推土機是名女司機。大家哈哈哈笑著都往回跑。那個年代,我沒有見過女人開推土機,只是知青來了,才第一次看到女人也能開推土機,可想在那個戰天斗地的年代女兵團戰士并不落后于男同志,什么工作都能干也搶著干。
  記的班里當時有個大胖子,是個天津兵叫常俊林,飯量很大,武裝班的戰士都很團結友愛,大家你省一口,我省一口,總要讓這個最能吃的吃飽。
  還有大哥王立慶,穿的一雙非常尖的皮鞋,性格直爽,正牌山東人氣質,和我住一個房間,班里他最大,我最小,我兩常在一起開玩笑。
  記得在四連武裝班時唐毅、施俊民都當過我的班長,一個班的戰友還有王柏全、郭永、毛志平、謝士新等。連里的戰友付映輝、付映華、孫明、郝建華、李永寶、王建立、秦路平、趙保利、李文輝、干小棠、安群興等和很多戰友舊時的容貌還是記憶猶新。
  1973年,我調四連連部勤雜班當了通信員,每天都去七間房、二隊送信。也認識了更多的戰友。
  在連部當通信員的日子里,李志民、田耀峰、孫玉梅連領導,王鎮、張樹紅、莊秋寶、沈鶴庭、陸志明、顧永明、朱德明、莊憲等都在記憶中。
  1974年,在四連兩年的連隊生活結束了,我調到了團部司令部通訊班工作,主要負責各連隊的電話通訊工作,經常來往團部四連之間。那時也接觸了很多其它連隊和團部的戰友。
  在團部工作時,有一天劉天長突然站在我的面前,脖子血紅,向用刀滑了一下是的,嚇我一跳,原來他騎馬刮大風沒看清道,騎在了電桿拉線上,馬跑回了連隊,他掛在了線桿拉線上,我趕緊陪他到團部醫院包扎了一下。下午又找車把他送回了四連。
  1975年7月29日,結束一團生活,在團部過了最后一個八一建軍節,調回磴口縣兵團一師大修廠工作。在一團整整三年生活經歷。四連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地方。那里有更多讓我難忘的事,難忘的人和難忘的情。
  兵團解體后的30多年來,我一直想念著四連的戰友們。曾經在北京見到過付映華、李世民、李文輝,在一個商店里竟然碰上了“大鼻子”。去濟南見過宋富華、王建華、王立慶、李桂芝、谷海、陳建國等戰友。可四連的大部分戰友沒有機會見面。多次去過上海、嘉定、浙江、寧波、紹興、杭州但從來沒有找到一位原四連戰友。
  1992年10月1日,我組織了原一師兵團大修廠兵團戰友聯誼會,有150多位戰友回到第二故鄉參加了聯誼會、2003年9月10日原一師一團各連隊發起了向烏蘭布和農場學校捐建一個擁有萬卷圖書的(戰友圖書館)我積極的參與了這次有意義的活動,并受兵團戰友的委托親自主持了這次捐贈儀式。2009年8月組織了原一師醫院四十周年紀念日磴口聚會活動。從2003年至2009年通過華西商貿網愛心求助熱線呼吁,為一團學校特困學生獲得兵團戰友捐助5萬多元,在各地區兵團戰友及社會愛心人士的捐助下,使12位特困學生得以順利完成小學、中學課程,目前大部分已上大學,捐助學費還在正常進行中。
  我雖然組織過多次兵團戰友聯誼會,但卻沒有親自組織過一次一團四連自己連隊的戰友聯誼會,甚至40年來和我在一起、一個班的戰友都沒有聯系到。這更加深了我對四連戰友的思念之情。內蒙兵團30周年紀念日,我趕到一團團部,問遍了所有人,沒有見到一位四連戰友。2009年8月10日,還愿的日子到了,我終于等到了四連戰友“兵團戰士”雕像揭幕儀式的日子。早晨7點我就趕到了農場場部(原一團團部),還到早了,四連的戰友還沒有過來,8點左右,我看到來了很多知青走進農場大門,迫不及待的問一位知青“四連的戰友來沒有?”這位知青說“來了”,我接著問“大爐條這次來了嗎?”這位知青說“來了”,話音剛落,迎面看到了大爐條,30多年沒見面了,雖然大爐條頭發花白外貌變老了些,但我還是一眼認出了他,我大喊一聲“大爐條”!,他聽到了我的喊聲后,楞住了。半天說不清我是誰。難怪,哪時我進兵團時才15歲,現在已54歲了。我的變化很大,他怎么會認出來哪。當我告訴他“小巴市”時,他激動了。當我們擁抱時,有位戰友按下了像機快門。記錄下了那激動的瞬間。有戰友在叫我“小巴市”,回頭一看是付映輝,她含著眼淚握著我的手說:“忘不了,我沒有辦法忘記這里,我的青春和一切都永遠留在了這里”。 莊秋寶在哪里?有戰友說他來了。人太多找不到,趙醫生來沒有?來了,來了在那邊,我看到了趙醫生站在大樹下,那年我摔傷了手腕,是趙醫生和一位姓欒的女上海兵給我做的手術,我去四連時趙醫生已經調到了團部醫院,時隔30多年,今天我終于再次見到他。轉身我又看到了王建麗,我雙手扶摸著她那花白的頭發,心理一只在想著他30年前那活潑可愛的面容。當小老板、秋寶、和我三個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時,我說我們三個通信員終于再次見面了。旁邊攝像機,記者,圍觀的人很多。有一個團里認識我的人問我,您也是四連的嗎?我說是啊,他說,“啊呀呀,你多驕傲”。可想,四連在這次“兵團戰士”雕像揭幕儀式給當地帶來了多么大的影響力。
  陪同戰友們回到四連連部時,我看到一位非常熟悉的面容,我問她“您是趙海燕嗎”?她楞了一下問我是誰,我告訴她是秦子敬,他激動了,你就是秦子敬,啊呀,王鎮讓我這次來內蒙一定要找到你,我真的找到了,30多年的戰友真情讓我們緊緊的擁抱在了一起。我和王鎮在連部一起工作時間較長,感情非常好。我陪伴了王鎮與趙海燕兩人的戀愛時光。當趙海燕來到了當年她與王鎮戀愛時期的放映員宿舍和連部會議室時,心情難以想象,我為她拍下了一張難忘的照片。
  郭永帶著她的夫人來到我的身邊,當我看到郭永的夫人時,我的心又是高興。又是酸痛,當年郭永在四連的女朋友在辦理完病退手續就要離開內蒙時,在團部的拐彎路邊發生車禍去逝了,幾天后,郭永趕回內蒙來處理車禍后事。我去車站接了他。一下火車他就痛心的大哭起來,我和幾位戰友將他扶上了回團部的汽車。遺憾啊!這對郭永來說不僅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同時也將失去一位兵團時期艱苦患難,和他非常喜愛的一位真摯戰友。在內蒙古將生命留在這里的戰友何止她一個。
  雖然四十周年紀念日來了不少戰友,但還有很多我心里一直想念的戰友沒有來,張樹紅、王鎮、李世明、施俊民、王立慶、孫玉梅副連長、王柏全、顧永明、宋福華、沈惠麗、厲紹禮等戰友,我很想念你們!
  兵團時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才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才與情感。當年十七八歲的青年,現已兩鬢蒼白,步入中老年。那么,那個年代究竟給我們知青這一代人帶來了什么?為什么我們對那個年代還是如此的留戀?蹉跎是財富,苦難是黃金。這就是我們兵團戰友留戀那段經歷的真諦。
  一師大修廠一位北京知青1992年10月1日在磴口聚會時對我說:“當我那年離開磴口時,站在火車箱里,列車開動了,我望著磴口心里想,再見吧磴口!我永遠不會再來這里了。30年后的一天,當我接到磴口兵團戰友聚會的邀請信時,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的心一下就飛到了內蒙,狠不得馬上就登上內蒙列車。我沒辦法忘掉在內蒙的日日夜夜,兵團時代占據了我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
  2008年有位浙江女戰友給我的電話中說,“我們沒有上過大學,從兵團回到浙江后,所有的經歷都花費在了孩子身上,我要將丟掉的東西再找回來,那就是一定要要將自己的女兒培養成為一名大學生,今天我的女兒終于考上了大學,完成了我最大的心愿,”講到這里她突然激動了起來,含著淚對我說,“我還有個心愿要實現,那就是再回內蒙看一看,那里是我青春與熱血澆灌的熱土呀”。這時我也被她的熱情感動了。兵團戰士40年來,身在他鄉,心在內蒙。今天的烏蘭布和沙漠變綠州,到處一片欣欣向榮景色,它凝聚著多少兵團戰士的青春與熱血。
  四十周年聚會非常短暫就結束了,我甚至和戰友們連一個交心的時間都沒有,早晨我趕到了賓館,難解難分的與戰友們一一惜別,當汽車開動的瞬間,我拍下了最后一張汽車開出友誼賓館的照片,揮動著雙手,再見我親愛的戰友們---------!
  在四連時,由于我歲數小,受到了連首長和很多大姐姐、大哥哥們的幫助和關愛,在這里小巴市向各位敬禮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每一位四連的戰友。歡迎你們長回內蒙看看。
  為紀念兵團四十周年紀念日,緬懷四連那個難忘的時代和我親愛的戰友們,在很多戰友的幫助下,我創辦了四連知青網站,這個網站很人性化,戰友們可常進去看一看。也請各位戰友提供更多的現在和原來的舊照片,增補內容,供全國各地四連戰友們欣賞。讓我們通過網絡走的更近一些。讓我們的晚年生活過得更加豐富多彩些。
  感謝王建立、孫明、唐毅、張敏華、裘岳江、張樹紅、莊丘寶、張連貴、王立慶、陸軍、厲紹禮、史玉琴、邢香云、孟克龍、殷鳳珍等戰友在網站建設方面給予的大力支持與幫助。
  再次向戰友們問好!我非常想念你們。

回憶八連時代
蔣志鶴

  8連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引黃干渠上的大閘,它是通往二、五、六、七團的必經之路,是我們一團最西邊的地方。我們8連是新建連隊,新得光禿禿的,不像4連那樣有許多樹木。在我們8連連部的南面和北邊都是大沙漠,刮起風來飛沙走石。不過8連也有它的便利之處,就是交通方便些。我們每次到團部和到磴口去都在大閘等車。我到8連的時候,那里的綠化已經好些了,但還是不能和4連比。因為樹不多,所以大閘就是風景最美的地方,因為夏天的時候有水,水渠兩邊的護堤樹木也綠了。
年輕人都是喜歡美的,而且對美好的景色有共識,8連的人喜歡到大閘邊走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我是在1973年夏天和錢江一起從團部糧食加工廠下到8連的。剛來的時候認識的人不多,我們就常在晚上到大閘走走。大閘邊沒有人的時候,他唱歌,我吹笛子伴奏。這時候月亮升起來,星星也亮了,我們就看著星星和月亮想心事。
  我們到8連不久,就派上了很累人的活兒——脫坯。錢江原先是基建排的,他算知道脫坯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卻不了解。好在這個活兒不難,有老戰友沈應琪指點,我很快就明白了,就找到大閘東南方不遠處一塊平地當坯場干起來了。錢江找不到更合適的地方,只能在大渠灣坑的邊上平地脫坯。我們的任務都是一樣的,每人每天500塊。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別的戰友脫坯的照片,引起了我對那段生活的回憶。當時我為了完成任務只能在早晚拼命干活,這活兒只有靠自己。錢江可就慘了,他的體質不如我,坯場也比較小,這樣就要往來走更多的路。他總是默默地干活,花的時間就要比別人多些,真是難為他了。可是我要完成任務也不輕松,所以幫不上他多少忙。那時我們剛下連,很留心不要有情緒,要爭取上進。所以對段日子過得很辛苦。
  我們在這個夏天一共脫了一個多月的坯,用這些土坯建造小學校、蓋牲口棚,還壘了庫房的圍墻。今年8月我回到8連,還看到我們當年壘起的圍墻上留下了“農業學大寨”標語中的半個“寨”字,而這個標語正是我在當年寫下的。
  我對初到8連的記憶更深一些。那些日子,我和錢江每天早晨起來練長跑,為的是增強體質,好承受勞動的要求。我們一直堅持到冬天,我們早上起來戴著棉帽和棉手套跑到大閘西面,來回有五六里路,跑回來的時候眉毛和帽沿上都是白花花的霜。
  我是回城比較晚的一個,曾有兩次機會可以離開8連我也沒有走,所以我和大閘在一起的日子更長一些。回到上海以后,我曾兩次回到8連這個難忘的地方,每次都在大閘邊攝影留念。以后我還會回去,因為它給我一生的影響實在太深了。
  今年8月我們回到8連,大家算了一下,在這個連隊里,總共有20對青年結成了夫妻。為了這段情緣,我們也要回到8連看看,尋找青春的足跡。來到8連我激動萬分,我的年華我的艱苦勞作都交付在這塊土地上了。在這塊土地上我們得到不少,失去的更多。我們來到這里是為了圓一個夢。今天的我們都變了,我們都不再年輕,但愿我們明天的生活是美好的。 (2009年11月30日)

關于命價
裘岳江

  昨日讀吳剛的文章《難忘四連》,在文章的結尾他寫道:“生命過程如同天象——變化是絕對的:人由于渺小,反而尚可小心把握方向——就像:“船小好掉頭”一樣。小心翼翼的維護生命的過程,活著多好。”是的,活著多好,吳剛是學醫的,他以醫家的淳淳善心叮嚀每一個戰友愛護自己。關愛生命是善良人民的共同心愿。
  人的生命確實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即所謂的生命無價。從主體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無價似乎講得通:任何東西都不如自己的命貴重,人都死了,金錢、財富、地位又算個什么?然而從狹隘的視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價的。如今的艾滋病人大概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貴的藥物,得到一流的治療,艾滋病人照樣可以延長其壽命,在這個意義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為買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價格更取決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和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出巨大的差異。命價體現這人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系,兩者余缺相對,變化紛呈。前些日子,杭州某青年飆車導致的人命案,案件本身已超出了交通事故的范疇,變成危害社會秩序罪,本應判死刑,因家長出得起一百多萬元人民幣的高額賠償金和精神撫慰金而未判死刑,這就是命價的例證。
  由此想到兵團戰士的死及命價。我平生唯一的一次直接參與死亡事件處理是1971年6月4日的李曉光之死。
李曉光1946年出生于東北,1963年在內蒙古包頭市初中畢業,同年8月參加包頭市第一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呂樂興等同志被分配到巴彥淖爾盟磴口縣哈騰套海綜合林場工作。其父原是東北鞍鋼的建筑工人,1954年建設包頭鋼廠時,其父隨支援包鋼建設隊伍從鞍鋼舉家調到包鋼。其父因解放前當過國民黨軍隊的兵,1967年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將他清除出工人階級的隊伍,老兩口被遣返回東北沈陽郊區的老家務農,三個孩子都在內蒙古工作。所以,李曉光雖是包頭來的知青,每年探親時卻回東北沈陽。兵團組建后,他和呂樂興成了一團四連最年輕的兵團職工,為農工一級,32元工資外加2.5元地區補差。1971年春天因開發七間房的需要,他被調到四連三隊工作,住在職工房最東面的1間,與職工程守仁(六指)、中國民航下放干部何竹銳等同住。那時候七間房的修路和蓋房工作已告一段落,主要工作是開發農地、挖渠種樹等。每天有三隊長侯瑞堂同志派活,每個班派1名職工一起干活以作指導,那天一排三班被派往東面的地里去干活。李曉光與三班在一起,我與一排另外三個班的戰友在七間房食堂西面的地里干活。往年的六月初并不很熱,71年的六月初熱得較早6月4日中午以后天氣很熱,下午5時左右,大家正要下班,只見三班戰士劉文祥(天津人)急急忙忙滿頭大汗地向西跑來,一看到我就大喊:“排長!排長!快!快!李曉光被淹著了……”話沒有說完就大哭起來。我知道不妙,便跟著他往東跑,在路上我要他不要哭,問他:“李曉光是否已淹死?”他說:“何醫生在做人工呼吸,已經沒有氣了……”何醫生是趙醫生被調到團部衛生所后上級派往四連的第二個軍醫,他是文革前畢業于河北醫科大學6年制的學生,畢業后被應征到部隊的,戴著深度近視鏡,是一個循規蹈矩的知識分子,我已忘記其名字,只知道他和清末重臣張之洞是同鄉——河北寶坻人。本來七間房的最高領導是現役軍人、副指導員李井山,可能是老副指去探親了,連里派何醫生到七間房,那一天何醫生主動跟三班去地里干活。我看到李曉光躺在沙地上,嘴角和鼻孔在不停地流血水,何醫生癱坐在地上,一言不發。我急急地問何醫生:“還有救嗎?”何醫生痛苦地搖搖頭,旁邊的人見我來了都禁不住失聲痛哭。我環顧四周,旁邊站著云雪懷、劉慶興、陳建立和劉文祥等三班戰士,唯獨不見孟克龍。孟克龍是三班副班長,這段時間三班沒有班長(是什么原因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孟克龍以副班長挑大梁主持班務工作。經詢問,原來孟克龍跑到牲口棚套車去了,準備拉李曉光去團部醫院搶救。我趕緊叫人將孟克龍喊回來,一起商量后事。已經忘了派誰回連部向連長報告,因為當時七間房沒有電燈,也不通電話。此時三隊長侯瑞堂、時任二班長的中專生張連貴都來了,加上孟克龍,我們一起商量了當天的后事安排,是張連貴一邊哭一邊為李曉光擦身子換衣服。晚上,團首長吳副團長坐著吉普車來了,了解李曉光溺水的經過。我召集三班的戰士開會,由孟克龍向首長匯報下午約4點半收工時,李曉光等幾位同志因為天熱出汗下海子洗澡的經過情況,記得有個別戰士嚇得不敢參加會議。
  當晚,我派三班的方京陸和張紀林兩人在臨時停尸房守靈。與其說守靈,不如說是守尸,怕尸身被動物破壞了。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即起身走向停尸房,只見在門口的長凳上坐著三個人,除了方京陸。張紀林外,副班長孟克龍也沒有睡,他怕戰友寂寞、害怕,主動來守夜,孟克龍是位非常負責的班干部。第二天上午,七間房靜悄悄的,籠罩著悲痛和恐懼的氣氛,我不知道連里有什么決定,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辦?七間房的最高領導何醫生,除了給李曉光的尸體消毒,用福爾馬林防腐外,一言不發。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決定帶著孟克龍去連部請示。抄小路步行十里地,剛走到連部辦公室的門口,丁濤仁指導員正開門出來,看到我們就說:“你們怎么來了?馬上趕回去,團部馬上要來人察看溺水現場,你們要在現場的,我這就騎馬過去。”于是乎,我與孟克龍連大氣都沒有喘一口,轉身往七間房跑。穿樹林,越沙包,連滾帶爬地趕回了七間房。丁指導員已快馬加鞭先到了七間房,隨后團部的吉普車也到了。車上下來了三位現役軍人,為首的是團司令部的胡副參謀長,第二位是團司令部的行政股李股長(原一團一連連長),第三位是團后勤處的王助理員。
  孟克龍和我在前面帶路,他們在后面跟著,丁指導員向胡副參謀長匯報李曉光是尚未結婚的單身漢,已派通訊員到團部郵局向李曉光的父母發去了電報等等。出事的海子在七間房駐地向東偏北約2公里處,孟克龍向各位領導匯報和指認了下水洗澡的地點以及撈到遺體的地點等。
  在回來的路上,丁指導員向胡副參謀長詢問如果死者家屬來了給不給報銷路費,撫恤金、喪葬費怎么算的問題。胡副參謀長要王助理員給予回答。王助理說有規定不能報銷路費,按兵團戰士死亡的規定,可發150元人民幣,棺材錢就不扣了。丁指導員不解這個150元是這么算出來的?怕萬一死亡家屬追問起來,他無法回答。王助理哈哈一笑道:“李股長最能講清,老李你講吧。”原來李股長升任團司令部行政股長前是一團一連的連長,1969年8月29日北京來的第二批知青到兵團,才過一天,8月30日中午一連新來的北京男戰友悄悄地去海子洗澡給淹死了,據說這是兵團組建后遇到的第一例兵團戰士死亡事例,死亡戰友的家長二天前剛從北京永定門車站送走自己的孩子,二天后卻收到了孩子死亡的電報,其悲痛欲絕的心境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據說北京還來了一位管知青的街道干部,家長看到自己孩子的遺體就昏死過去了,那位街道干部卻提出了家長旅費報銷和撫恤金之類的問題,這令當時的李連長一頭霧水,據說在軍隊里死了一個戰士,部隊負責掩埋戰士,政治部門調查作結論,將遺物交給家屬就算完事了,死亡撫恤金、優撫費等均由戰士原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門給予以發放。李連長請示團部,團部又請示師部,因為兵團初創時期很多條例、規定都不完善,據說師部指示,參照地方職工給三個月本人工資作為撫恤金。兵團戰士當時實行供給制,沒有工資,于是后勤處計算了一下,兵團戰士每日伙食費4角5分,每月津貼為5元,加上被服費、醫藥費,折算后一個月大約為24元多一點點,按25元算,那么3個月的總計為75元,扣除團部木工排做一口棺材的成本費15元,家屬尚可領取60元人民幣。連里按此處理方案寫好報告后請團黨委批準,團黨委書記是一團譚政委,據說譚政委在一團的首長中參加革命最早,軍銜也最高,是兩杠三星的上校,到來兵團前是河北省軍區唐山獨立團政委,在一團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他很不以為然,召來團部司、政、后相關領導,據說他對大家說:“我們都是做父母的人,一個孩子從生下來養到十八九歲多不容易啊!人家相信我們解放軍把孩子送到這里來,不管孩子對兵團有沒有貢獻,孩子死了是我們沒有管理好,我們有責任,我們要向家長檢討,頃刻間一個活蹦亂跳的小伙子就沒有了,家長有多么傷心啊!如今給人家60元錢,連路費都不夠,兵團戰士的命就這么不值錢嗎?我看75元加一個倍吧,我在唐山時,我們的軍車撞死了老鄉的一頭毛驢還賠了150元呢。棺材成本從團行政辦公費用中支出,不要從撫恤金中扣。如果家長經過團部,住招待所、吃飯都免費,不要扣人家的錢,我看就這么定了,在上級關于兵團戰士死亡補助條例正式下發前,照此執行。你們寫個報告,我來批,有問題我負責。”過了不久,譚政委升任一師的副政委了。后來兵團是否有相關文件發放,我不得而知。死一個兵團戰士,發150元錢卻成了定例。李曉光是職工,本不能享受兵團戰士的待遇,按照職工3個月工資計算,撫恤金實在太少了才100元左右,按兵團戰士的死亡對待給150元。
  我聽完此故事,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原來我們的命價就值150元錢啊!我們拼死拼活地干,相信我們正從事人類最偉大的事業……可是如果我們累死了,病死了或者意外事故死了,就值150元,這還是譚政委的額外開恩,否則只值半頭毛驢的錢,啊!我們的命價頂不上一頭毛驢,何況毛驢的身后事比我們風光,驢皮可以加工成驢皮膠,驢肉是頂級的美味佳肴。我的心被涼透了,我們從遙遠的四面八方,不遠萬里,來到這萬古洪荒的不毛之地。我們從事修路,蓋房,開荒,挖渠,種樹……到底算不算創造了社會財富?有沒有勞動價值?死了在沙漠中一埋,給家長150元就算完事,人生的軌跡就是這樣嗎?人生的價值就是如此嗎?人是渺小的,蕓蕓眾生猶如蟻類。我們的戰友死了,就像被踩死一只螞蟻…...悲乎! 悲乎!我不敢再想下去。
  然而命價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同樣死于交通事故,在現實操作中,賠農民的錢往往不及賠城里人的一半,在哀嘆兵團戰士的命不值錢的同時,我又想到原四連戰友謝志明與劉宗晏的死。謝志明1978年病退回浙江慈溪,因為家庭成分是地主,遲遲未分配工作,為生活所迫,經居委會出介紹信,每天到縣城去批發一箱冰棍(南方人稱之謂“棒冰”),騎著自行車到鄉下沿村叫賣以糊口。1980年9月與一輛機動車擦碰,當時他并沒有感覺到什么,機動車走了,他也回家了,回家時已感不適,家人來不及送醫院即已氣絕身亡,謝家未得到一分錢的喪葬費,撫恤金,窮得連安葬費都成問題,聽說在慈溪的兵團戰友自發解囊湊錢,含淚草葬了謝志明。再有劉宗晏,他是北京戰友,長期在一排一班任副班長,聽說病退回北京后,不知道是因為感情糾葛,還是有什么誤會,竟千里迢迢趕到上海嘉定,糊里糊涂客死異鄉。他們的命價更無從談起。當時我在船上工作并不知情,是多年以后戰友相聚時告訴我的。我只有仰天長嘆,但愿逝者安息!謹以此文淚祭已故的戰友!
2009年9月30日于上海

在武裝班的日子——厲紹禮
離開兵團已三十年。然而,在烏蘭布和的那些日子里所發生的事情,總會讓人魂牽夢縈。難以忘懷! 40年前在老人家“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一聲令下百萬青年懷著各自不同的心態,浩浩蕩蕩奔向祖國的四面八方。激昂得人群,高呼著激動人心的口號“屯墾戌邊,保衛邊疆!”北疆內蒙古就多了十萬知識青年大軍,貧窮落后的邊陲地帶,本來閉塞的小城鎮變的開化了,有生機了。孰不知,因為這些愣頭青,娃娃兵得到來真的變成天翻地覆憾而慷! 69年的6月19日,來自浙江的知識青年,經過2天3夜的長途跋涉,到達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一師所在地——磴口縣巴彥高勒市。 原地等待分配,我們慈溪籍的知青大部分被分到四連。我的兵團生活序幕就從此拉開! 我在普通排呆了大約有一年的時間吧!然后,是連里組建武裝班的第一批成員,班長是王建設。除了建設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幾個人以外,還有 郭勇,唐毅,秦子敬,好象還有毛志平等記不清楚了,懇請原諒!那時,能夠扛槍是我最大的愿望。自從到了兵團以后,腦子里時常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夠背上槍。如今進了武裝班總算如愿,心里別提有多高興!那時,無論是出早操還是練正步,我都是刻苦認真一絲不茍。真的可以說是:有板有眼,象摸象樣。盡管現在已年近花甲,但,走正步照樣能行。說真的:我真的很感謝兵團的這些日子,它,給了我堅強的意志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讓我一生都受用!由于武裝班是一個獨立班,直接屬連部領導。紀律特別嚴格,不允許竄班。戰友之間的團結友愛,互相幫助,蔚然成風,互相之間就象親兄弟。班里有個天津籍戰友————常俊林,個子大人又胖,他的飯量要比別人大,因此分飯的時候都會給他多一點,這在我們班是不成規矩的規矩。我記得當時還有一個來自巴彥高勒的小戰士———秦子敬,不但年齡小而且個子也特別瘦小,聽說其父是抗戰時期的老革命,由來頭。(后來證實的確是這樣,此是后話暫且不提)可是進了武裝班你就得吃苦耐勞,臟活累活一樣要干。特別是一段時期武裝班變成了脫坯,燒磚,的磚瓦班。可以說兵團生活之中最苦的營生:四大累活之一。脫坯,燒磚(燒窯)是技術活,還真不能小看。內蒙的土是粘土。制磚的話必須與沙子比例適當,不然的話脫出來的磚坯不是裂開,就是散架。另外,磚泥必須是頭一晚上和好的泥。象包餃子似的——要醒面,而脫坯的最好時間是早上。那段時間我們班的人每天干活回來就象散了架的磚——————癱在那里。一天要脫800多塊磚,而每一塊磚 干了以后的重量是2.5公斤。想一想要挖多大一堆土?此營生終生難忘!在這些重活面前和生活之中,我們的班長和全體戰友最關心的是常胖子和秦瘦子———我們班的“小巴市”。一個是能吃也能干,另一個是根本干不了這種力氣活。什么叫階級弟兄?什么叫做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一個真正有戰斗力的集體,是任何困難也打不倒壓不跨的。我省一口你省一筷,常俊林就能吃飽,大家伙多干一些我們的小巴市就可以承受這些困苦。因此,那時我們班的戰友不管是去磴口縣城,還是探親回家小子敬都會很買力的幫忙。四連的戰友很多人都得到過“小巴市”他哥的幫助,連部的上士,司務長應該更有體會。。。。。。。好了不說了,亂七八糟的寫了一些,文才不好,哥兒們姐妹們湊合看吧!羅理羅嗦,已有老人的味道!我現在過的挺好!謝謝大家的時常惦記!我給大家鞠個躬!順祝大家生活紅紅火火!身體健健康康!更要祝福秦子敬和他的哥哥。愿哥倆幸福安康!祝所有的戰友——————國慶,中秋雙節快樂!
武裝班副班長 厲紹禮
上海
9/29修改于上海

我與一團四連——裘岳江

  1. 初到四連

  1969年6月15日我們離開故鄉——浙江省慈溪縣城滸山鎮。6月19日凌晨時分抵達內蒙古巴彥淖爾盟巴彥高勒火車站,下車后看到不少穿著軍大衣的現役軍人來接我們。我們新兵連的連長叫王漢文,指揮我們上了幾輛大卡車,卡車駛過巴彥高勒城區,在昏暗的燈光下,看到些低矮的土坯房,未出過遠門的南方人,從未見過此類建筑,頗為驚奇。隨即卡車已駛離城區進入沙漠。在星光下,公路兩側,高高低低的沙丘依稀可見,看不到燈光,看不到人煙……,晚間氣溫很低,陣陣寒風使我直打哆嗦,真是“火車悲鳴漠北遠,云山萬里隔故鄉”(敏華句),不知卡車駛向何方?我的心頭頓時產生一種莫名的悲涼。
  卡車拐彎后駛過一座橋,看到了高大的楊樹林,估計目的地就要到了。似乎聽到叮叮咚咚的鑼鼓聲,也看到幾點如螢火的燈光。一師一團四連到了。熱情的老兵在歡迎我們。所謂的老兵是早我們二個月首批到達的兵團戰友。極大部分是北京知青,還有少數的河北省軍區下屬部隊的軍干子弟。他們提著幾盞馬燈熱情的招呼我們下車。幫我們搬行李,引領我們到住地,然后招呼我們去連隊食堂用餐。走進食堂看到一大盆飄著菜葉子的面糊糊和一大筐饅頭,在食堂里我聞到了一股奇怪的氣味,使人頭暈,有要惡心的感覺,這種氣味姑且稱之謂“膻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覺,極大多數浙江老鄉都感覺到了,奇怪的是老戰友們都沒有感覺,每次進食堂這種怪味都伴隨著我們,一直到大約10天以后才慢慢適應。因為味道怪怪的,我們都不想吃,沒有想到老戰友們在食堂外面都拿著碗看著我們,見浙江的新戰友們都不吃,他們一哄而上,有的盛面糊糊,有的拿饅頭,司務長劉志勇也制止不住。
  四連第一任現役軍人領導是:連長王銀虎,內蒙古四子王旗人,行政19級;指導員王至善,河北人,行政19級;副連長趙星華,河北邯鄲人,行政20級;副指導員李井山(原名李金山),天津薊縣人,1928年出生,行政20級;軍醫趙恩慶,天津市人,很年輕,行政23級。
  第二天上午,新兵列隊,王連長點名,連長告知點到誰的名字要大聲回答一個“到”字,在點到“裴岳紅”時,無人應答,連點四五次都是如此。我暗自想,連長是不是將“裘岳江”念成“裴岳紅”了,其結果正是如此。在連長點名后重新調整班排。排長閆潤,副排長張山都是復員軍人,班長叫鐘明,鐘明從唐山來的,原籍在江西瑞金,其父是走完長征全程的老紅軍,家住唐山干休所,老紅軍將三個兒子一起送到內蒙兵團。鐘明是老大,鐘平是老二,鐘寧是老三。鐘明與我同歲,可能他是在軍隊大院里長大的,對于連隊生活非常熟悉,以我當時的眼光看他,政治思想水平高,組織能力也很強。當時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我任副班長,我處處向他學習,以他為榜樣。以后慢慢地發覺,他有點驕傲,好象與排長及其它班長的關系都有點緊張。以后的幾年中,他似乎不很得志,后來聽說三兄弟都回了唐山。不知他們是否躲過了76年唐山地震之大劫?不知他現在身在何方?安康否?
  6月20日晚飯后,連隊舉行歡迎新戰友聯歡會,老戰友們排了些節目,內蒙古的天氣很奇特,到晚上八時,天開始黑。我們在操場上圍坐在地上,用不著點燈,煞是熱鬧,老戰友表演完節目,啦啦隊喊起“新戰友,來一個”的口號,我們浙江來的戰友事先毫無準備,大家都紅著臉,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此時陳志三站了起來。用慈溪土話唱起民間小調,歌詞大有意思,不妨記錄如下:“釘子頭上一點紅,月亮彎彎揀老公(注:揀老公即挑選丈夫),揀個老公大腳瘋,你看中用不中用?”我從心底里佩服阿三的勇敢。北方的戰友們聽不懂詞的意思,聽他唱完后,照例報以熱烈的掌聲,浙江的戰友聽了以后都差一點噴飯,在大唱特唱革命歌曲的年代里,陳志三竟敢如此大膽?但沒有任何人去批評、責怪他,因為陳志三是浙江慈溪新戰士中唯一一個沒有上過學,也不識一個字的文盲,連自己的姓名也不會寫,在那個年代的一些干部眼里,文盲和所謂的知識青年其實是沒有多大差別的。在新兵學習班上,指導員上課,在開講前先讀毛主席語錄,讀一段“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陳志三找領導提出“我沒有讀過書,我不是知識青年,我不應該來兵團,是慈溪縣知青辦搞錯了,你們應當送我回去”等等,搞得連領導啼笑皆非。
  到了69年的8月底,北京又來了一批知青,辦過新兵學習班之后,重新編排,我被編到三排九班,我任九班長,韓德逸任副班長(后任十一班班長),鐘明是十二班長,三排長是老兵趙忠禮,張山仍為副排長。9月上旬,團部決定要四連兩個排去開發大閘,一個男排和一個女排,男排為三排,女排為七排。一個排四個班,每班十三人。

  1. 開發大閘

  一團所在地是河套地區的邊緣,能用黃河水灌溉,因此有很多縱、橫交叉的水渠,也有不少水閘,稱為大閘的地方很多。開發處的大閘又稱十四公里大閘。我原先不知十四公里的起始點在何處?72年7月我調入團司令部后,看到基建股的水利圖方才明白,團部西邊,南北向的水渠是干渠,取水閘口在三圣宮的黃河邊上,團部通向八連這條公路的南側,有東西向的水渠是支渠,直通二團,十四公里的起始點在干渠與支渠的交會處,位置在團部西邊公路大橋之南側,以此算來,團部離四連約十公里,離八連約十四公里。
  我們去的時間大約在9月上旬,因為我很清楚地記得,9月16日早晨在大閘出操時,我在小渠邊看到了冰棱,為此我特地寫信告知了我的哥哥。
  十四公里大閘完全是一片處女地。推土機在平整準備蓋房的地基,從河北招來的民工在做土坯,四連的技術員郭連科手里拿著規劃圖,在指點民工們和機運連來的推土機手、拖拉機手。什么地方造房,什么地方挖渠,什么地方平整沙丘準備種樹和開墾農田。民工們已經為我們搭建好了窩棚,三角形的窩棚,一個班一個;將沙子弄平了,吃住就在里面了。九班的任務是每日去砍柴。每天有一百多余人吃飯,沒有煤,燃料靠人力去附近的沙漠中去砍,當時的沙漠上,特別是支渠兩側,因為有水份,加上當地治沙研究所,用飛機播撒適合在沙漠中能生長的植物種子,植被已經很不錯了,有紅柳,冬青、沙棗及沙蒿等。到處都能看到小紅果(枸杞),我們為了生存,顧不得去破壞沙漠的植被。當地的民工、職工家屬做飯、生火,均到沙漠中去砍柴。開始砍柴的地點比較近,附近的柴砍光了,走向遠處,后來越走越遠,砍完了再抬回來,到了10月底天氣很冷了,第一批蓋好的兩幢毛胚土胚房已經好了,只是沒有門窗,我們就先搬了進去,可以不直接睡在沙地上了。當時,能睡上土炕統鋪已經是很大的享受了。天冷了,需要燒炕,柴禾的需求量更大了,不但食堂要用,男、女生兩個排燒炕用的柴禾也要九班完成。任務是越來越重,當然除去砍柴,還有天天讀及軍事訓練,記得有單兵教練和班教練,臥姿裝子彈,跪姿裝子彈等項目,槍是沒有的,拿一根木棍比劃著,半夜里還經常有緊急集合,回想起來也是很滑稽的.后來有煤了,九班戰士不用再做樵夫了。
  改造沙漠是我們當年的口號之一。實際上,就砍柴這一點而言,我們兵團戰士們的到來,嚴重破壞了原有沙漠的植被,使治沙研究所的工程師們多年的努力付之東流,嚴重破壞了烏蘭布和大沙漠的生態平衡,造成更嚴重的沙化。至今回想起來仍有負罪感,以致北京被沙塵暴襲擊的次數越來越多。
當時毛主席親自批準成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巴彥淖爾盟為第一師駐地,一下子增加了這么多人,使當地的糧食,蔬菜,食油,副食品,煤炭供應都跟不上,以致生活相當困難。到1970年元旦前后,連隊完全斷糧,有幾天就是吃土豆。在這段時間,雖然苦我還是感到很充實,各方面的鍛煉,特別是組織能力的鍛煉,應該是有收獲的。使我成熟了許多。最使人難受的是吃不飽,九班有一個戰士叫沈新強(浙江籍),剛到大閘時就患痢疾,拉肚子拉得他走路都搖搖晃晃,痢疾好了,渾身沒有力氣,整天喊肚子餓,那里沒有商店,有錢買不到食品.他才十七歲,遠離家鄉,見不到爹娘。我作為班長,很想幫助他,除了讓他在工棚內休息外,我唯一能做的是吃中飯時,本來每人一個半饅頭或窩窩頭,我自己吃一個,讓他吃兩個,二天下來,我餓得實在受不了,本來吃一個半也不夠,何況少吃半個,特別是下午抬著1-2百斤的柴回來的路上。(本來就沒有路,要爬高高低低的沙丘)邁不開腿,眼冒金星,我知道這是餓的原故,但我還是堅持了五天,好在新強年青恢復得也快。今年與新強通電話,他還記著這件事。
  1970年的春節即將來臨,十四公里大閘也已建起了四幢土坯單斜坡的營房,團部決定在此建立一團八連。在正式宣布前,四連黨支部決定將七排長王建麗與我調回四連,并宣布我提任四連一排副排長。其它同去的人員全部劃入新成立的八連。

  1. 重歸四連

  我并不想回四連,盡管四連連部的條件比較好,營房是“人”字型兩面坡的磚瓦房,四周的胡楊樹已成林,不像大閘還未種樹,光禿禿的。但與大閘的戰友們朝夕相處已有感情,戰友之間由于地域文化不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同,時時會產生矛盾,經過數月磨合,基本和諧了。我到一排感到很生疏,很無助。一排長是劉文科,復員老兵,河北省赤城縣人,共產黨員,是一位非常忠厚樸實的同志,他對我的幫助很大,他處處關心我,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上,真像一位大哥哥,整黨建黨運動一結束,他要我寫入黨申請書,并親自為我起草入黨申請書草稿,盡管他讀書不多,字寫得歪歪扭扭,有些句子也不通,但他是很認真地在油燈下寫了好幾個晚上才成篇,他叫我抄寫并提交四連黨支部,真使我非常感動,他還告訴我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以后每隔一段時間要向黨支部寫思想匯報,要經得起組織的考驗,可惜我很不爭氣,經常惹事,以致四連發展第一批新黨員時沒有我(好象趙樹林、王秀云、吳桂英是第一批的),我是第二批入黨的,同時入黨的有王建設、職工王有義、女職工謝淑清,時間為72年3月5日,遺憾的是我入黨時,劉文科已被借調到兵團工作,不在連隊,未能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后來我的介紹人是老付指李井山和四連三隊隊長候瑞堂。盡管我與他相處的時間并不長,然而我至今仍視其為良師益友,到上海后因我長期在船上工作,滿世界跑,與他失去聯系,待我回到岸上安定下來后再找他,只聽說他生了三個兒子,十幾年前已調回河北保定郊區的岳丈家,約十年前已病故,無人知道劉大嫂與孩子們的具體地址,我深感遺憾。1973年五一節前,他來團部,告訴我他已經結婚,對方是保定來的兵團戰士,他邀我五一時到他家看看,五一節我去了他在四連的家,在他家喝了酒,吃了飯,也見了劉大嫂,沒有想到就此一別竟成永訣。嗚呼,哀哉!挽之曰:“大地厚澤育良人,蒼天不公握死生。”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認識了生命不息折騰不止的王建設,認識了孫明,吳剛,何大錚,李海權,郝建華,孟克龍,李啓旺,宋力等北京戰友,聽說宋力,李海權已英年早逝,殊為心痛,可嘆天不假年,人生無常。
  初回四連時,不記得住在哪個班,只記得與康晉平同睡一個炕,晉平非常老實,從不惹事生非,每天吃完晚飯后就躺在炕上唱歌,最令人叫絕的是他模仿管弦樂隊奏國際歌,國歌,連打節奏的敲缽聲,擊鼓聲都能哼得很逼真,令我至今記憶猶新。回到四連后就過了離開家鄉后的第一個春節,家境比較好的戰友都從家鄉寄來了食品。我的父親早已去世,母親是靠哥哥供養的家庭婦女。我是不可能會收到包裹的。在一種比較陌生,心情較為孤獨的情況下過了春節。
此時原來的連長,指導員調走了。新來的指導員是丁濤仁,湖南人,行政19級,從機運連調來的。新連長叫苑文超,河南上蔡人,行政21級。這位苑連長在我的記憶中應該是我在兵團的四年中所接觸過的現役軍人中再不敢恭維的一個。有一次連里丟了幾只羊,苑連長居然烙了許多餅帶著通訊員小田,騎著馬,帶著過夜的臥具,到沙漠中找羊去了。這件事成了大家工前飯后的笑話,其結果是明擺的——肯定找不到。不該他做的事他會很起勁地去做,我總感到他有一點任性和偏急,這種個性可能與他的病有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付指帶著他老父親來連隊一事。他處理得極不得當,很不近人情。
  我在兵團總共四年多一點,三年在四連,一年在團部。回想起來,我在四連連部呆的時間總共不到半年,其它時間都派在外面干突擊性的活。70年春節以后一排被派駐四連一隊,才一個多月,就背著行李到團部西邊的大干渠去清淤,住在大渠邊的工棚里,一個月后清淤工程勝利完成,男生的二排三排都回了連隊,唯有我們一排被指令去開發七間房,連隊都沒有回去,就直接去七間房先修路,在小樹林里臨時搭了幾個工棚住著,因為沒有水源,在工棚旁挖一個小水坑蓄水,生活用水就靠這又臭又臟的小水坑了。路修好了,再把工棚挪到我們準備蓋房的地方。七間房——即四連三隊,最初的三幢房子每一塊土坯磚都是我們一排戰士做的,難怪孫明這次回去,特地在七間房拍了很多照片,我很理解,我們確實對這個地方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為這些房子,為了開發這一片土地,一排和五排的戰士們是吃了很多苦,流了許多汗的。最困難是飲水問題,七間房只有一口破井,戰友們和泥脫土坯都需要用水,上午大家都搶水,每天上午都要井底朝天,兩個排人員的生活用水也靠這口井,我們根本顧不得水里的小蟲子和泥沙,能喝上一口水解渴已不錯了,一直到一年多以后,連隊衛生員李萬強的大聲疾呼和趙醫生多方奔走,團部才派人來打了一眼機井,算是徹底解決飲水問題。到了70年的冬天,總算住進了新蓋的土坯房,71年的春天連部又指派一排到四連一隊東南邊去挖小渠,住進早先人們已經廢棄的沒有門窗的破窯洞里。到了71年秋天,師部決定在陰山腳下開挖西排干渠。團部命令每連抽一個排去,連部決定還是讓一排去,在當時我沒有感到有什么特別的地方,現在細想起來,70年71年2年間,一排確實比男二排,男三排折騰,為什么總是派一排去所謂的“南征北戰”?是一排的戰斗力特別強嗎?不是。是一排的組織紀律性特別好嗎?也不是。可能是一排長劉文科與連領導的關系比較微妙,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不得而知,何況劉排長早已成了故人。反正一切都過去了,總而言之,我們跟著劉排長東奔西跑,后來劉排長調走了,我這個頂上去的排長也照舊如此,不過在年青的時候多吃一點苦,也多得到了一份歷練。
  今年6月14日,我在慈溪見到了闊別36年的王建麗同志,閑談中她提到我們兩個共同去開發大閘,又共同去開發七間房。王建麗帶領一個女排去開發七間房不假,在我們記憶中,是男排先去的,等我們修完了路,在四連三隊的地方搭好了工棚,女排才去的。有一個事例為證,當時我們住在小樹林中工棚里,天氣很熱,星期天休息,百般無聊,也沒有地方可去,無書可讀,無報紙可看,有一位北京戰士,權稱他小胖吧,他竟脫光了衣服在工棚門前上方的一根橫木上做引體向上,我想如果有女排同在的話他是絕不敢如此放肆的。寫到這里,我又想起另一件趣事。六九年的八、九月之交,二個男生班去一隊干活,隊長帶著我們往東邊的樹林子去修剪樹枝,在路過一個小水塘時,突然一位體態勻稱面目俊秀的北京籍新戰士突然走出隊伍,站在路邊迅速地脫衣服,脫光了上衣脫褲子,脫下了外褲脫內褲,我被驚呆了,懷疑他是否有什么毛病?只見他竄入水塘,原來水塘中有兩只黃毛小鴨子,他抓住小鴨子高興非凡,隊伍亂了,大家都圍上去,他沉浸在抓住小鴨子的喜悅之中,全然忘記了自己的赤身露體,頃刻,急急跑來一位中年的護林人,聲稱小鴨子是他買來養的,不是野鴨,憤然奪過了鴨子揚長而去。事后我才知道抓鴨子的是老五的弟弟,殊不知數年后,這位英俊的男孩竟然成了我們慈溪人的姑爺。在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由于地理環境、生活習俗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的個性是有很大差別的,我敢斷言,要是慈溪人決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公然暴露自己最隱密的部位,盡管四周都是男人。
  我是72年6月辭去四連一排長離開七間房,記得是沈鶴庭駕著毛驢車送我去連部的。7月調團司令部任文書,73年1月又調團政治處。自73年8月離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到上海海運學院上學后再沒有回去過,我想待我真正退休后一定要回去看看,并多待幾日,到四·八連、七間房走走看看。
  一旦記憶的閘門打開,很多事情都想寫,苦于寫作水平不高,羅羅嗦嗦寫不出好文章。
  近來喜歡讀詞,對明代學者楊慎的一首“臨江仙”頗感興趣,每讀之,總有些許感悟,不妨抄錄如下,作為結束語: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2009年9月7日于上海

趣冤一樁
  七十年代某日,身為七間房末代衛生員的我,正在聆聽師傅萬強大哥的教誨,忽接田耀峰副連長傳喚令,急往進入辦公室,但見田大人端座于老板桌后,滿臉怒氣,鐵匠老楊、老謝夫婦站立兩邊,室內空氣猶如凝固一般。只聽田大人咳嗽兩聲,問道:“小朱,聽聞爾等近來業余生活頗為豐富,可有物件遺失?”吾愕然,略作思索“回稟田副連長,近來忙于聽萬強老師指點醫務專業,故業余時間全部用來完成老師布置之作業,并無時間玩耍,只是我的一串鑰匙忽然不見了。”“哼哼,可是此物?”只見田大人邊說邊從抽屜內取出鑰匙一串,在我眼前晃悠。“正是”我答道。“不知田副連長在何處尋得?”只聽田大人冷笑道:“在老楊家雞窩門口,他家近日又丟雞若干,你該如何解釋此事?”我聞之不禁大驚,直覺眼冒金星,喃喃道:“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此時只聽老謝憤憤而幽幽道:“小朱,我夫婦二人念你是黃牙小娃,遠離親爹親娘,實為不易,故平素待你不薄,你怎可如此,恩將仇報,做出此等令我夫婦傷心之事?”此時我已略為鎮靜,覺得此事定有蹊蹺,任百般解釋恐也難逃偷雞摸狗之惡名,但還是壯膽答道:“田副連長,兩位前輩在上,我小朱自幼便是眾人公認之好囡,來兵團后更是刻苦學習,努力修路、挖渠、脫土坯,把與我年令不相稱的工作干得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并在黃龍村班副的培養下加入偉大的共青團,近又承蒙大人們的厚愛,背上了藥箱,當上了七間房的衛生員,成了七間房十戶職工的白衣天使,又兼教書先生,作為六個學生的靈魂工程師,吾正恐己年方幼小,辜負了大人們的期望,又怎敢做出如此不雅之事?我思忖必有頑皮戰友兄長欺我厚道,而設計耍哭與我也,請田副連長明察!”田大人等聞我大呼冤枉,悄悄耳語一番,稍傾,田大人呻吟片刻道:“今日之事,恐你難逃干系,不過,據你平素作為,暫且不做結論,待本官慢慢查來,如你確有冤情,還你清白,否則,嚴懲不貸!”我聞后,三呼萬歲,猶如喪家之犬退之,等候終審判決。此事告一段落,如沉大海,杳無音訊,但日后,老楊夫婦遇我則繞道避之,如同陌人,可憐我清白之身,十七年之英明,被這一小小串鑰匙毀于一旦,冤啊,我真的比竇娥還要冤!嗚呼!
  今年喜逢“八.八”慶典,老戰友歡聚于七間房,何等激動,我與眾戰友登車北上,車廂內舉杯暢飲,來到了北京,便先已陶醉了,歡樂之情,無法形容,忽又想起此樁“趣冤”,頓生念想,何不趁此大好機會,道與大伙一聽,如哪位仁兄動了惻隱之心,與吾吐露一二,以解開吾三十五年之心結,更待此“趣冤”平反后申請獲得連隊頒發之精神賠償令后,與仁兄二一添作五或歡聚上海內蒙,把酒小酌,共敘往事,乃此生一大美事也!兵團生活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實為吾等一生最寶貴財富,哈哈!
  本文內容并非虛構,不必認真,只作笑談。
  祝一排二班戰友大哥:郝建華、李啟旺、高貴亮、劉慶新、王希功、陳建立、岑國銀、黃龍春、孟克龍、張連貴
并祝李萬強、田耀峰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愿已故戰友天國安寧!
上海 朱德明
二00九年九月六日

四連(八連)戰友你們好

  一師一團四連(八連)紀念冊征稿啟示已經發布,請戰友們相互轉告,上網查看,盡快協助查找各地區原四連、八連戰友(包括已故戰友)名單。同時提供姓名、聯系電話手機號碼,便于聯系。

  請各位戰友提供集體照片,和個人照片,舊照片,以便我們采集用來制做和增補網站(最好是數碼機原照片),如果U盤儲存的照片,最好發在網上或只接發到我的郵箱或QQ里。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QQ1005930473 手機:13804783685

  另外我在這次四十周年聚會中,有我與戰友們在團部合影的照片,是哪位戰友照的我記不清楚,凡是照片中有我的清戰友們給我提供一下。

  如果哪位戰友有我的舊照片,太珍貴了,希望給我提供一下, 在這里表示感謝。

希望戰友們對網站的建設,多提寶貴意見,

祝各位戰友身體健康!

秦子敬

網頁編輯制作:秦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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